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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国的森林资源比较丰富,因此人们对于木材的认识和使用也非常充分。完善而成熟的木结构建筑体系,同以砖石为主要材料的建筑体系,双峰并峙,对世界建筑史的发展影响巨大。除去建筑构件与装饰之外,在我国木材被广泛地应用于制造生活必须的各种用具,包括容器、工具、家具、随葬器物等,并被制成教偶像以及美化生活的工艺品。应该说,木雕工艺涉及面甚广,但在“竹、木、牙、角”这一晚近出现的合称中,“木”雕则有着约定俗成的限定,即主要指明中晚期以来兴起的各式文房用具,和一些以珍贵木料雕成的小型陈设品、装饰品等。当然,其外延也并非判然而别,在工艺技术方面更与广义木雕中的其他部分密不可分。
二、木雕工艺历史简述
木质易朽,难以久存,因此新石器时代各遗址中虽不乏陶器、石器,甚至骨、角器出土,木雕器物却极少见,即使有所发现,也大多是外髹漆层的。如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第三期曾清理出一件木碗,腹部雕为瓜棱形,圈足,内外有朱色漆。这一文化层的绝对年代距今6000~5500年,此器物为已知最早的木胎漆器。而地处晋西南“夏墟”的山西襄汾陶寺墓地也发现了彩绘木器,可辨认的器形有豆、鼓、案等,可惜胎骨多已。文献中对早期漆木器也曾提及,《韩非子·十过篇》中谓虞舜之世“斩山木而财之,削锯修之迹,流漆墨其上,输之于宫,以为食器”就是一例,不过,那是作为奢侈行为被的,可见当时此类物品还颇为珍贵。
商代墓葬,如湖北黄破盘龙城遗址、安阳侯家庄王族大墓等,都曾发现一种“板灰”(或称“花土”),为彩漆雕花棺、撑木板或刻纹木室壁板及仪仗残器的遗痕,其木质化为灰土,表面涂层却色泽尚好。更有代表性的是藁城台西村遗址出土的漆器,有盘、盒等残器,其木胎上雕花的精美程度依稀可辨,计有兽面、云雷、夔、蕉叶等多种花纹,与青铜器装饰一脉相承。而且,兽面眼部还有绿松石镶嵌,可谓开后世工艺之先河。
目前发现的西周时期漆木器也大多残坏,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琉璃河燕国墓地发掘出的木胎豆、靓、悬、壶、盘、簋等,除有雕刻的纹饰外,还有蚌泡、蚌片镶嵌,可以看做是螺锢工艺初步成熟的结果。
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手工艺专书《考工记》将百工分作六类,第一类就是“攻木之工”,又分出七种:轮人、舆人、弓人、庐人、匠人、车人与梓人,包括车舆、武器、建筑等多方面制造技术。从中不难想见其时木工的高度发达。可惜,这方面实物依然不多。我们只能从楚地墓葬中遗留的大量漆木器上略窥一斑。比较著名的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盖豆,双耳与盖钮镂雕盘龙,极为繁复。又如江陵雨台山发现的鸭形豆,造型生动;蟠蛇纹危,蛇身交叉环绕,工艺高超。而望山一号墓出土的镂雕座屏,雕刻凤、蛇等动物五十一个,精彩绝伦。从这些作品上看来,战国时期是木雕工艺发展的一个繁荣阶段,各种技法已经完备,艺术成就也达到相当的水准。
秦汉时期木雕工艺继续发展,漆木器出土数量更为可观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江苏盯胎西汉墓出土木刻榔室顶板七块,雕刻天文星象、人物故事、杂技百戏等,十分精美,也是少见的木雕实物资料。
六朝、隋、唐以后,佛教逐渐兴盛,造像成为各工艺类别中有代表性的题材,敦煌等处的石雕、彩塑如此,木雕亦复如此,文献中不乏对技艺高超的木雕工匠的记载。唐代远《历代名画记》里载:东晋名士戴逵(?一396年)于书画、鼓琴外,还能雕刻,他为山阴(今浙江绍兴)灵宝寺雕成一丈六尺的木寿佛像和像,耗时三年。而唐代雕刻名匠李秀为汴梁(今河南开封)大相国寺雕刻佛殿障日九间,被称为该寺十绝之一。而我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正仓院之北仓中见到的螺钿紫檀五弦琵琶、螺钿紫檀阮咸等,以螺钿镶嵌花鸟、人物等纹饰,瑰丽工巧;又有木画紫檀棋局、木画紫檀双六局、木画紫檀挟轼等品,用紫檀为地,杂嵌染色象牙、黄杨木、鹿角等,表现人物、鸟兽、花草,其情美较螺钿更胜一筹。北仓器物多为圣武天皇遗爱御玩,天平胜宝八年(756年)贡献于东大寺,有《献物帐》详载名目,其中大半来自于唐王朝,“木画”就是唐之工艺代表。
宋元时期木雕名家亦代不乏人。北宋僧人蕴能之妹严氏,曾以一尺长檀香木雕刻瑞莲山,并在刻有“细真珠八花毬露重网”纹的龛门中,“透刀”雕成五百罗汉,法相庄严,后被奏送真。得御赐“伎巧夫人”之名。而平阳(今山西临汾〕贾史虽目盲却善刻佛像,得称“待诏”。无独有偶,1963年,在襄汾小邓村发现木雕人物像,内藏题记木牌“十年三月廿一日工毕记。雕木工待诏本村邓君璋,小匠郭口”字样。可见“待诏”确是对手艺高超者的尊称。这批木像风格写实,与晋祠塑像有相似处,显是继承宋代传统而来。更值得注意的是,明人汪?玉曾收藏元代名士杨维桢的一对紫檀界方,上刻柯九思铭,末署“绍美制”,雕刻花鸟极精,还镶嵌汉玉昭文带,莹润古雅,它与明清文人所艳称的文房器具已十分接近。
明代中期以降,防着整个工艺美术的繁荣发展。木雕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,在江南一带工艺传统较为深厚的地区尤为明显。这个阶段非常重视材料本身的质地和美感,紫檀木、花梨木、鸡翅木、红木等珍稀而质优的硬木,受到特别的青睐;雕刻技术达到空前的高度,不仅圆雕、镂雕、浮雕等技术灵活地结合使用,而且贴金、彩绘等装饰手段,也获得长足进步。特别是从漆器工艺中引入的“百宝嵌”,将金银、宝石、螺钿、象牙、珊瑚,蜜蜡等材料雕成山水、人物、楼台、花卉、翎毛,嵌于木器之上,大到屏风、桌椅、窗福、书架,小则笔床、茶具、砚匣、书箱,五彩陆离,精美富丽,在乾隆时期的宫廷造作中达到顶峰。很多地区还形成了有地方特色的木雕流派。对木根、瘿瘤等材料的创造性利用,则开拓了人们的审美视野。
当时的名匠大多一专多能,能治木雕者也不例外。如高濂推崇的“鲍天成、朱小松、王百户、泉浒崖、袁友竹、朱龙川、方古林辈,皆能雕琢犀、象、香料、紫檀图匣、香盒、扇坠,簪钮之类,种种奇巧,迥迈前人”。金陵竹刻名家濮仲谦“亦磨紫檀、乌术、象牙”。嘉兴巧匠严望云擅长木雕,曾为大收藏家项元汴的“天籁阁”制作香几、小盒等,但作品却为竹雕碧筒杯。良工贺四寓居乌镇(今属浙江),为王姓者制紫檀、花梨、乌木、象齿、犀角卮、、盂婴等。木雕与竹刻、牙雕、犀角雕等工艺类别间有相通之处,联系紧密,互相影响,这也是它们得以并称的原因之一。这种现象到清代依然存在,如嘉定竹人吴之璠也曾雕刻黄杨木东山报捷图笔筒,并得到乾隆的推崇。
明清时期还有一些文人士大夫亲身参与木雕工艺制作,为提升其地位与艺术品位做出了实绩。沈梅冈因权相严嵩,被关押18年之久,狱中读书余暇。自磨片铁,雕刻香楠为文具,共有大匣三、小匣七、壁锁二。松江孙克弘,精书画,能用金银丝在紫檀笔筒、界方、香盘、砚匣及乌铜铁器上。嵌出香草边,中有八分小篆铭赞,极为工致,人称“宋嵌”;又创造紫檀仿古“三雅杯”形式,也以“银丝填嵌汉篆字”。
清代宫中自内务府造办处于康熙朝建立之后。作坊数目虽几经损益,但木作始终存在。乾隆时期还专设广木作,多成做为器物配制术座的活计,所用以紫檀等珍贵木料为主,足见宫廷造作的气派。而地方上则不同地或的不同木雕风格日趋完善,异彩纷呈。
一、明清时期木雕工艺简述
明清时期,经过传统的积淀,木雕工艺达到了一个繁盛期。很多地区通过就地取材的办法,以本地区、生活习惯为依归。发展出各不相同的木雕工艺。形成了浙江东阳木雕、广东潮州木雕、福建福州木雕、安徽徽州木雕等风格殊异,自成系统的木雕流派;名家辈出,佳作纷呈,许多品种驰誉。
1、东阳木雕
东阳地区盛产樟木等适于雕刻的术材。其木雕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。现存最早的东阳木雕实物,是建于北宋建隆二年(961年)的南寺塔倒塌后发现的建筑残件罗汉像。以及另4尊北宋时期的善财童子像。到了明代,代表东阳木雕杰出成就的建筑群——“肃雍堂”建成并保存至今。清代,特别是乾隆、嘉庆时期,东阳木雕非常盛行,并一直延续到近现代,最多时营业艺人达千余。浙江各地有名的建筑几乎都出自他们之手。有的分布到上海、杭州、青岛、广东等地,技艺高超者很多,故曾评选“木雕”、“木雕状元”等,一时传为美谈。
东阳木雕工艺集中表现于各种建筑装饰上,同时也制作樟木箱、橱、屏风等陈设及生活用具。其技法都是通过长期实践针对不同形制和题材逐渐形成的,有圆雕、多层高(深〕浮雕、浅浮雕、镂雕、彩木拼镶等种类。最突出的风格特点是注重木材天然的色泽与纹理,强调刀工,精于磨制;较少应用贴金、髹漆等附加装饰手段,与潮州等地木雕构成鲜明对比东阳木雕除本县外。还有永康与缙云两个分支,它们风格相若,共同构成东阳木雕的大系统。
2、潮州木雕
潮州木雕狭义指广东潮州地区木雕。广义上讲还应包括明清时潮州府所辖潮安、潮阳、普宁、饶平、汕头、惠来、海丰、陆丰、梅县,以及一阅南等地的木雕工艺。其历史可上溯至唐宋,据说今在潮州开元寺内的一些建筑构件,就是那时流传下来的孑遗。明清是潮州木雕的成熟期,“金漆木雕,(或称“余木雕”)成为其标志性产品。所谓金漆木雕。实际上是在木雕作品表面贴以金箔,但要用特殊配方的漆料作底子粘和,其装饰效果突出,而且有防潮、防腐蚀的作用。常用木材有樟木、杉木等,主要技法为圆雕,浮雕、镂雕、阴刻等,以制作建筑饰件及挂屏、围屏、山子等陈设器物等为主;圆雕、禽鸟、鱼虾等也占一定比例。雕刻注意柔和凹凸变化,巧妙利用反光造成视错觉,立体感很强。镂雕最具特点;经常刻画相互穿插交错的景物多达五至七层,甚至十余层,虚实相生。富于变化。
3、福州木雕
福州木雕早期为装饰与神像雕刻,后来发展出建筑饰件、神龛、家具等品类。明末清初时连江县艺人孔谋,利用老树根部的天然形态,特别是疤痕的凹凸纹理,进行剪,。随形施艺,制物等,风格古拙,对后世影响甚大。
福州木雕使用最为普遍的是一种龙眼木。这种木材产于闽南,其果即桂圆,其木质地稍脆,纹理细腻,色枯红。树干与根部姿态万状,高明的艺人发挥想象。可以表现各种生动异常的神仙、武士,渔翁、仕女及龙、虎,仙鹤等人物、动物题材。由于擅用天然疤痕来取得出人意料的装饰效果,因此有人将这种木雕称作“天然疤根雕”。福州木雕追求斧痕凿韵。同时注重器物的色泽与光润,有时染成古朴的棕褐色,并罩生漆,还有的要用蜂蜡或川蜡再次擦拭。某些动物雕刻,最后要安装玻璃制眼珠和骨雕牙齿,可谓精益求精。
清代福州木雕演化为三个主要派别:一为象园派,以象园乡柯氏为主,多黄杨木和树根雕刻,擅长表现各种草虫花卉和活动物品,如龙舟、水车等一为大坂派,开创者为大坂乡人陈良礼,多染色龙眼木雕,擅长神仙佛像和人物、动物题材;一为雁塔派,多雕刻漆器上的装饰嵌件和各种图案花纹。
4、徽州木雕
徽州于明清时期所辖包括今天安徽歙县、休宁、绩溪、祁门、黔县,及江西婺源等地。新安江流经此处,古来即人文荟萃。徽州木雕并不特别看重材料的珍贵,而多选取松、杉、樟、楠、等当地出产的木材,但讲究灵活使用阴刻、透雕、浮雕、圆雕技法。雕刻建筑、家具装饰,注重表现大面积的纹饰画面,内容以男耕女织、渔樵耕读等现实题材。与竹林七贤、太白醉酒、苏武牧羊等有文化气息的历史题材,以及三国、西厢故事等文学题材并重,构图繁复。感染力极强。今存有“徽州木雕第一楼”美誉的“志诚堂”,是道光时期的建筑,集中体现了徽州木雕的风格。
除去前述几种地方木雕风格。还有广东广州木雕、浙江宁波木雕、云南剑川木雕、鄂南木雕等,都自成一格。称誉一方。
三、木雕材料
木雕的主要材料有紫檀木、黄杨木、沉香木、瘿木等。紫檀俗称“青龙木”。为常绿亚乔木,属豆科,约有十五种,主要产于东南亚的热带地区,如南洋群岛、柬埔寨、越南及泰国等地,我国云南、广西、海南等地也有生长。今天一般的紫檀,仅指檀香紫檀,也就是“小叶檀”;不过,古代的“紫檀”之名似乎没有这样严格,有的学者通过鉴别的明清时期所谓“紫檀”器物,发现其中包含不止一个树种,有可能在当时一部分特征极为相似的品类也可以被当作“紫檀”来使用。紫擅生长极慢,非数百年不能成材,所以常名贵的木料。而且其质地在各种硬木中最为缜密,质量最重,色泽多呈紫黑,纹理纤细变幻,有的黝黑如漆,沉静古穆,远招其他木材。在晋崔豹《古今注》中已记载紫檀。此后我国对紫擅的认识和使用没有间断过,至明代达到鼎盛,清代宫廷也较多使用紫檀来制作家具、陈设品、文房用具等。紫檀雕刻一般比较重视刀功和磨工,以突出材质本身的纹理为尚,有些作品于局部镶嵌玉石、象牙等同样珍贵的材料,在颜色、肌理等方面构成鲜明的对比。
黄杨木是一种常绿小灌木,多生长在山地和多石的地方,生长极为缓慢。《本草纲目》称:“黄杨性难长,俗说岁长一寸,遇闰则退”,所以有“干年黄杨”之说。其木质软硬适中,坚韧而不失细腻。肌理如人的皮肤,色泽淡黄近似象牙,经历年月,为人手摩挲,色转深沉,表而会更为光润。黄杨木雕因材质之故,多圆雕小件人物、花鸟陈设,及笔筒、臂搁、水丞等文房器具。因其质地适宜精雕细镂。故而成品普遍工艺水平较高,格调清雅细腻。其产地主要分布在浙江乐清、温州、黄岩、上海和福建福州等地。
沉香木因‘沉香”而名。实际上二者是不同的概念。所谓沉香本身并非木材,而是瑞香科沉香属植物。经特殊过程“结”出的混合了树脂和木质成分的固态凝聚物;沉香木则是指能够形成沉香的树种,其范围包括马来沉香树、莞香树等,质地比较疏松。我国古代对沉香的认识极早,成书于东晋时期的《南方草木状》中已经准确描述了沉香与香树。而自古以来它就是最高档的香料,上层阶级对之趋之若鹜,这使得原本在广东、广西、云南、福建、海南等省有分布的香树资源供不应求,故从唐宋时代开始从东南亚地区的越南、马来西亚、泰国、老挝、印度尼西亚、印度等产地输入的沉香,就成为当时最重要的进口商品之一。由于沉香的特殊地位,使得沉香木也成了名贵的木料品种。是制作工艺品的上乘材料。就明清时期的作品来看,沉香木制品以各类文房器具,如笔筒、臂搁、如意、山子等为主,也有杯、盘之属,还有各种佩饰,特别是手串、数珠等品种。其技法以圆雕、浮雕等为主,有些器物表面纹饰使用拼接镶粘的手段。木色深沉,风格粗犷而古朴,与犀角制品有相似的装饰效果。明代末期苏州工匠江春波是个中翘楚。
瘿木不是一个单独的树种,而是指树木的瘤结。各种树木都会生瘤,但最常用的瘿木种类是瘿、